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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丨裁判的錢都去哪兒了？

本文字數｜1784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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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基思·哈克特

英格蘭前著名裁判，前英超職業裁判公司總經理

對于英超裁判們而言，2024-25賽季注定是艱難的。

就在最近，阿森納主帥阿爾特塔又開始抨擊比賽執法標準不一致。這個問題其實從賽季初就存在，始終沒有得到合理解決。判罰很多時候還存在重大失誤，比如五一假期里，伯恩茅斯前鋒埃瓦尼爾松在對陣曼聯的比賽中就被錯誤地罰下，而另一場沃爾夫漢普頓對陣曼城的比賽中，狼隊后衛艾特-努里的危險犯規竟然逃脫了應有的懲罰。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這些判罰技術層面的問題尚未得到解決，更大的麻煩又橫在了英超職業裁判公司(PGMOL)總經理霍華德·韋伯的面前：經濟問題。

在最新公開的一份財務報表中，韋伯治下的PGMOL去年虧損90萬英鎊。在動不動就周薪過40萬的英超時代，似乎這90萬的虧損并不那么顯眼，況且英超也總算在賽季即將結束前用上了半自動越位系統這個新科技。

因此韋伯不乏支持者，他們普遍相信，想要讓英超保持高水平的執法，增加預算很有必要。在我看來，他們盲目且自大，自大得就像那些相信只要增加了預算，就能讓一家瀕臨破產的公司起死回生的政策家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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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足球層面，政策是一回事，但運營往往是另一回事。一個最基本的邏輯在于：在目前的執法水平下，我不認為作為PGMOL股權方之一的英超聯盟及其旗下各俱樂部會同意增加預算，因為他們是PGMOL最直接的受害者。

裁判應該拿高薪嘛？我的答案是肯定的，因為裁判的工作太不容易了。

上世紀80年代初，世界上沒有職業裁判這一種概念，我和同行們都是在平日里拿著7英鎊周薪，兼職做足球裁判。我記得1981年足總杯決賽，我作為當值主裁拿到了35英鎊，回到家后高興地給家人的晚餐添了一些好菜——由于我平時要上班，周末還要去全國各地吹罰比賽，家人已經好久沒有見到我了。

在那個年代成為國際級裁判，與其說是一種榮譽，不如說是一種遭罪，尤其對我這種勞工階層出身的家庭而言。當時我去歐洲賽場吹罰比賽，無論是皇馬、巴薩還是拜仁，裁判員都沒有任何出場費，你幾乎是因為熱愛而去做這件事。當然你不至于賠錢上班，因為主辦方會給你提供——小筆每日津貼來支付食物和交通費用——此外，飛機和住宿費用當然也由主辦方提供。

我記得有一次我必須執法一場比賽——斯圖加特對陣費耶諾德——這之后我不得不趕回來參加一個董事會議。這檔期趕得我不得不最終自掏腰包，花兩千英鎊包了一架飛機，才把我帶回公司參加了那個不得缺席的董事會議。

如今想來，我不認為這是一件倒霉的往事，我對于裁判事業的專注讓我收獲了無法用金錢衡量的快樂，但同樣，因為裁判工作，我丟掉過很多份主業工作——當然因此沒少挨妻子的責罵。

因此當我從裁判崗位退休后，我開始游說英超聯盟主席，并開始起草一份文件，建議引入職業裁判。因為一些機構政治原因，我這個創始人沒能成為PGMOL的首任總經理，但當第二年機會來到我手上時，我抓住了。

在那個財務預測缺乏依據，商業模式不清晰的年代，我提拔出了格雷厄姆·波爾、馬克·哈爾西、馬克·克拉滕伯格、霍華德·韋伯、格雷厄姆·巴伯等一系列世界級高水平裁判。2007年等我離職退休時，PGMOL的營業額是560萬英鎊。

那一年我們這個花錢部門非但沒有花完錢，甚至還實現了盈利，所有成本僅為550萬英鎊——我還第一次將贊助商體系引入到了裁判領域。

2008年邁克·萊利接手，營業額達到了600萬英鎊。到2020年，這一數字升至2200萬英鎊，2023年，這一數字再度飆升到3300萬英鎊，稅后虧損180萬英鎊。

這些數據都能從英國國稅局的公司注冊處查到，5月3日，2024年的財政數據得到公布——3900萬英鎊。17年時間從500萬英鎊增長到4000萬英鎊，在預算增長8倍的情況下，PGMOL成功扭盈為虧，我認為這是不可接受的。我認為非常有必要對PGMOL組織進行一次徹底的審查。如果我是俱樂部，我不會再給他們一分錢，我甚至還會要求他們返還一些。

韋伯堅持認為，如今的英超俱樂部非常富有，根本不會在乎這些平攤下來的成本。但這不是重點，重點是我們請來了職業裁判，是為了提供更好的執法表現。